在蒙特利尔萨普托体育场的阴冷与失望中寻找积极因素，即便对杰西·马什这样不懈的乐观主义者来说，也并非易事。感恩节那个周五晚上，气温骤降，加拿大男足的表现也跟着冷了下来，主场输给了澳大利亚，这是美国教练马什上任后的首个主场失利。但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仅仅两个词就足以让马什眼中重新亮起光来：利亚姆·米勒。

　　当体育场记分牌的红色数字跳到77分钟，加拿大队0-1落后时，这位赫尔城边锋小跑着上场，这是他第36次为国出战，却也是时隔整整12个月后，他首次披上国家队战袍。如果替补登场的队友雅各布·沙费尔伯格能将他那记精准的传中送入球网，这个“小小的里程碑”本可以更加完美。

　　最终比分没有改变，失利被记入史册。但对于米勒和他的家人来说，这仍然是一场胜利。当他在晚上九点半左右重返赛场时，远在英格兰东北海岸赫尔城的妻子丹妮拉，正跨越大洋通过笔记本电脑屏幕见证这一刻。她在社交媒体上配文：“我们回来了，宝贝”。

　　米勒夫妇过去一年所经历的，远非“隧道尽头的光”这种陈词滥调所能概括。ACL（前十字韧带）撕裂的伤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节奏。重返国家队后，米勒在采访中透露，康复过程中的停滞曾让他陷入抑郁。我跑了十几年体育新闻，见过太多球员因为伤病陨落，但大多是身体上的。心理层面的挣扎，尤其是由运动员自己公开谈论的，依旧不多。

　　他形容那段时期自己“头晕目眩”，唯一能让他从这种眩晕感中分心的是手机，于是他整日沉迷其中，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。他回忆不起那段时间的任何一天，除了他终于向妻子坦白的那一天。

　　这种坦白之所以成为可能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妻子丹妮拉·米勒的独特经历。在成为丹妮拉·米勒之前，她是丹妮拉·帕尼西亚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女子冰球队的34号首发门将。她曾五次被评为大学冰球联盟的周最佳门将，两次月最佳。可以说，她本人的运动生涯前景一片光明。直到她也遇到了另一种“眩晕”——脑震荡。

　　米勒告诉我，她前后经历了七次脑震荡，医生警告她，再有一次就可能造成永久性脑损伤。于是，她别无选择，只能挂靴退役。怎么说呢，这是一种超越了普通夫妻支持的理解。丹妮拉亲身经历过被剥夺挚爱运动的痛苦和迷失，所以她完全明白米勒的处境。

　　这种深度的共情，让她选择了给予空间，而不是施压。米勒坦言，如果当时丹妮拉逼着他去谈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口。直到一次从女儿的表演艺术课回家的路上，他在车里突然哭了出来，对丹妮拉说：“我不好，情况非常不对劲。”那一刻，他卸下了那个“刀枪不入”的积极伪装。

　　这种级别的坦诚，在男性主导、强调坚韧的更衣室文化里，并不总是受欢迎。但米勒选择说出来，这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。他的康复也得到了心理教练的帮助。

　　加拿大队主教练杰西·马什的角色同样关键，马什让米勒一家在康复期间住进了自己位于托斯卡纳的家中。这种超越了教练职责范围的、以人为本的介入方式，在如今越来越商业化的职业足球环境下，显得尤为珍贵。我见过太多教练把球员当成资产，关心的是他们的上场时间和转会价值。马什这种“人性化管理”，让米勒直言“无法用言语形容对他的尊重”，并希望用场上表现来“偿还”这份恩情。这事儿在职业体育圈里，真不多见。

　　伤病迫使米勒从职业足球那永不停歇的“仓鼠轮”上走了下来，尽管过程痛苦，但他认为，能够回家陪伴妻女，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，是伤病带来的最大“幸事”。他说：“我的孩子们根本不在乎我踢不踢球，他们只在乎我是他们的爸爸。”这种顿悟，或许比任何战术提升都来得重要。

　　如今，他回来了，不仅是作为场上的一员，还是球队里“黑手党”纸牌游戏的主导者，这是每次集训的保留节目。他坚信自己变得更强、更具爆发力，也更清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边锋。

　　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他又分享了一个生活细节：他的妻子丹妮拉已经怀孕35周，预产期在11月初，这让他们家即将迎来第三个孩子。他笑着说，自己把时间算得很好，正好在国际比赛日的间歇期。有过两个了，再来一个又何妨？

　　对于利亚姆·米勒来说，追逐世界杯梦想的道路，因为这次插曲而变得更加立体。他对抗的不仅仅是身体的伤痛，更是内心的迷雾。而在这场战斗中，他不是一个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